摘 要:本文解读了 Advanced Materials 2026 年在线发表的原创研究论文《Nanozyme-Assisted Engineered Oncolytic Adenovirus for Improving Intratumoral Immune Deficiency and Enhancing Cancer Immunotherapy》。作者以结直肠癌为模型,在金—腺嘌呤配位纳米酶(AuA)与溶瘤腺病毒(OA)之间建立共价碱基配位,在病毒表面原位生长出带刺状的卵黄壳矿化层,得到复合免疫调节剂 OA@AuA。该外壳同时承担三项任务:遮蔽病毒表面 hexon 蛋白以逃避中和抗体与补体清除、改走非 CAR 依赖的囊泡与巨胞饮途径高效入胞、在肿瘤微环境的高 H₂O₂ 与高 GSH 条件下维持过氧化物酶(POD)活性持续产生 ROS。ROS 造成线粒体膜损伤,mtDNA 漏入胞质,激活 cGAS-STING 通路,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(CALR 外翻、HMGB1 释放),并驱动 M2 型巨噬细胞向 M1 复极化,最终使 CD8⁺ T 细胞浸润上升、Treg 下降,把“冷”肿瘤转为“热”肿瘤。单药静脉给药即可抑制原发瘤与远端瘤,与 anti-PD-1 联用显著增效,并在 MC38 原位模型中形成免疫记忆。
关键词:溶瘤腺病毒;纳米酶;cGAS-STING;活性氧;免疫原性细胞死亡;结直肠癌
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高发恶性肿瘤,侵袭与转移能力强,约半数患者初诊时已存在远处转移。早期以手术为主,晚期则以奥沙利铂/伊立替康为基础的化疗联合抗 VEGF 或抗 EGFR 单抗为标准方案。这套方案带来的生存获益有限,且毒副作用显著,但是对免疫“冷”的稳定型肿瘤效果不佳,因此迫切需要能同时兼顾“局部杀瘤”与“系统免疫激活”的新型治疗策略。
溶瘤病毒疗法(OVT)以基因改造病毒选择性感染并裂解肿瘤细胞,同时释放肿瘤相关抗原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(DAMPs)启动抗肿瘤免疫,被视为最具转化潜力的免疫治疗分支之一。溶瘤腺病毒(OA)因双链 DNA 结构稳定、细胞表面受体识别明确而成为最受关注的载体。但作者指出,OVT 的临床转化受到三方面制约:其一,常用的瘤内注射虽能躲开全身免疫清除,却难以覆盖深部病灶与转移灶;其二,改为静脉给药后,病毒被中和抗体、补体与网状内皮系统迅速清除,瘤内病毒载量与复制效率极低;其三,OA 的抗肿瘤活性本质上依赖宿主免疫激活,单药往往“免疫激活不足”。三者叠加,使疗效被严重稀释。
具有过氧化物酶(POD)活性的金属基纳米酶恰好能补上 OVT 的三块短板。这类材料在肿瘤微环境(TME)中消耗过表达的 H₂O₂ 产生 ROS,直接杀伤肿瘤细胞,同时上调凋亡细胞表面 CALR 与释放 HMGB1,触发免疫原性细胞死亡(ICD)与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 T 细胞应答。换句话说,纳米酶既提供了“材料层面的靶向递送与屏蔽”,又提供了“免疫层面的第二重激活信号”,而 OA 提供肿瘤选择性复制与溶瘤。二者的组合在逻辑上是相加而非重复。
(1)能否在不损伤病毒衣壳结构、感染力与复制能力的前提下,用纳米酶在病毒表面构筑矿化外壳;(2)外壳能否同时实现免疫屏蔽与主动免疫调控,而不只是惰性物理屏障;(3)ROS 诱导的线粒体应激如何转化为 cGAS-STING 依赖的先天免疫信号,并进一步驱动适应性免疫;(4)该体系能否把免疫抑制的“冷”肿瘤改造为“热”肿瘤,并在远端灶、联合检查点阻断、复发再挑战等场景中保持效力。
全文的实验编排具有清晰的递进关系:先证明“包得上、包得稳、不伤病毒”,再证明“有酶活”,继而证明“能进细胞、能到肿瘤”,然后证明“能杀死细胞、能激活先天免疫”,最后证明“能在体内抑制肿瘤、改造免疫微环境、与临床标准疗法协同”。支撑这一链条的对照体系设置相当完整,是本文方法学上最值得借鉴之处(表 1)。


图1 OA@AuA 的构建及其经静脉给药后靶向肿瘤、激活 cGAS-STING 通路的示意图
示意按三段绘制:左侧为制备——氯金酸与腺嘌呤在 OA 表面配位矿化,形成带刺状外壳的卵黄壳颗粒;中段为体内过程——静脉注射后外壳屏蔽病毒抗原、延长循环、在肿瘤血管处滞留并进入肿瘤细胞;右侧为胞内事件——ROS 产生、线粒体损伤、mtDNA 释放、cGAS-STING 级联、ICD 与巨噬细胞复极化,最终引流至淋巴结启动 T 细胞应答。

图2 OA@AuA 的形貌表征、表面化学与过氧化物酶活性(原文 Figure 1)
形貌上,透射电镜显示裸病毒为规整面体,而 OA@AuA 呈带刺的球状颗粒,粒径由约 80 nm 增至约 200 nm,ζ 电位约 −18 mV;在 PBS 与血清中放置一周,粒径与电位仅有轻微漂移,胶体稳定性可以接受。分子互作(MST)给出 OA 与 AuA 之间良好的结合曲线,元素面扫显示 C、N、O、Au 均匀分布,XPS 的 Au 4f 谱解析出 Au⁺ 与 Au³⁺ 两种价态,说明金以混合价存在而非金属态团聚。最能说明“包覆成功”的细节是点杂交(dot blot):包覆后病毒表面 hexon 蛋白几乎检测不到——这既证明外壳完整覆盖,也直接解释了后续的免疫逃逸。
功能验证同样做了四重排除:TCID50 滴度未下降、胞内病毒复制未受抑、cryo-TEM 显示衣壳结构完整、流式显示 GL261 与 MFC 两株细胞的入胞效率维持,共同说明矿化过程没有造成不可逆的病毒灭活。酶活方面,裸 OA 无酶活,OA@AuA 在 pH 5.0(模拟 TME)下活性更强,能经 TMB 显色证明其将 H₂O₂ 转化为 ·OH;以亚甲蓝(MB)为底物的降解实验显示,即使体系中加入 10 mM GSH 与 100 mM H₂O₂(模拟肿瘤内强还原、富底物环境),MB 仍近乎完全降解,且降解程度随时间延长而加深。这组数据是全文“酶活在真实 TME 中可维持”的关键前提。

图3 同步辐射 XAFS 解析的 Au 配位环境与价态
材料常见软肋是“只给形貌、不讲结构”,本文用同步辐射补上了这一环。Au L₃ 边 XANES 显示,AuA 与 OA@AuA 的吸收阈值与白线强度落在 AuCl₃ 与 AuCl 之间,说明金整体带部分正电荷、处于 +1 至 +3 的混合价态;EXAFS 中仅见约 2.8 Å 处很弱的 Au–Au 散射路径,说明金物种多数以原子级分散存在;约 1.95 Å 的宽峰归属 Au–Cl 路径,表明氯离子仍参与配位。曲线拟合进一步给出 OA@AuA 中 Au–Au 配位数升至 7.8,暗示病毒表面的核酸碱基参与了反应、促使金离子长成金簇。小波变换同时检出 Au–N/Cl 与 Au–Au 路径,与上述判断一致。据此作者提出形成机制:碱基锚定 AuCl₄⁻ → 局部高浓度 → 亲金作用成簇 → 腺嘌呤交联成三维超分子壳。这一节的价值在于把“酶活来源”落在配位结构上——POD 活性并非来自金纳米颗粒表面,而是来自这种低配位、混合价态的 Au–N/Cl 物种。

图4 OA@AuA 催化 ROS 生成并诱导线粒体应激
DCFH-DA 染色与流式显示,AuA 或 OA 单用仅产生少量 ROS,二者复合后胞内 ROS 显著升高,这是“酶活—细胞效应”之间的第一处直接对应。ROS 升高后,线粒体作为首要靶点出现连锁损伤:呼吸链受损导致 ATP 合成下降、GSH 被消耗使 ROS 清除能力进一步削弱,形成正反馈式氧化应激。
形态学证据链相当扎实:MitoSOX 显示线粒体超氧升高,JC-1 由红色聚集体转为绿色单体提示膜电位去极化,高分辨透射电镜可见线粒体肿胀、嵴断裂与膜破裂。分子层面,线粒体转录因子 TFAM 表达下调,意味着 mtDNA 的复制与维护受损;TOMM20(线粒体外膜标志)与 dsDNA 共染则在胞质中出现 dsDNA 信号,直接证明线粒体外膜通透化后 mtDNA 漏出。mtDNA 泄漏叠加核 DNA 损伤,共同构成 cGAS 的配体来源。

图5 OA@AuA 激活 cGAS-STING 通路并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
CT26 细胞中,OA@AuA 组 γ-H2AX 灶点最多,说明核 DNA 双链断裂最严重;cGAS 蛋白表达上调,ELISA 检测到的环二核苷酸含量升高,说明“配体—传感器”两端同时被推高;Western blot 显示 p-STING、p-TBK1、p-IRF3 均显著高于其他组,把级联反应从受体一直证到转录因子。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用 STING 抑制剂做了反向验证:预先阻断 STING 后,OA 与 OA@AuA 都不能再提升膜表面 CALR、也不能促使 HMGB1 大量外释,ICD 能力被明显削弱。这一“正向激活 + 反向阻断”的组合,比单纯的相关性表达更有说服力。
ICD 的读出选择也很规范:CALR 由内质网转位至细胞膜(免疫原性死亡的“吃我”信号)、HMGB1 由核内释放至胞外(“危险”信号),二者方向相反、互相印证。在此之上,骨髓来源巨噬细胞实验显示 OA@AuA 组 M1 样(F4/80⁺CD86⁺)比例达 5.99%,为各组最高,M2 样比例下降;RT-qPCR 与 TNF-α、IFN-γ、IL-1β、IL-6 的 ELISA 结果同向变化。也就是说,ICD 释放的 DAMPs 不只是“杀死肿瘤”,还改写了巨噬细胞的极化方向。

图6 OA@AuA 的体外抗肿瘤效应
AuA 在 12.5–800 μg/mL 范围内对 CT26 的毒性平缓,说明单用 AuA 难以奏效;在 HUVEC 血管内皮细胞上,AuA、OA 与 OA@AuA 作用 48 h 均无明显毒性,为静脉给药提供了初步安全依据。杀伤效应随 MOI 升高而增强,MOI 达 100 时 CT26 存活率约 50%,且 OA@AuA 与 OA 的感染力相当,再次印证包覆不影响病毒侵染。后续实验固定 AuA 400 μg/mL、MOI = 1。
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很关键的发现是:在 LOVO、SW620、Caco2 三株人源结直肠癌细胞上,OA@AuA 的效果明显弱于 CT26。作者给出的解释是物种差异——鼠源细胞 STING 组成型表达更高、对胞质 DNA 更敏感;而所用人源细胞系多来自晚期肿瘤,可能已通过表观沉默等方式建立免疫逃逸。作者对此并未回避,这恰恰是判断该体系临床转化难度的重要线索。
机制层面,Annexin V/PI 流式给出 OA@AuA 组凋亡率 42.3%,显著高于裸病毒组;Calcein-AM/PI 活死双染、Bax 上调、Caspase-3 与 Caspase-9 上调、Bcl-2 下调共同指向线粒体途径凋亡;Transwell、平板克隆与划痕实验则从迁移与增殖两端补充了抑制作用。

图7 OA@AuA 的入胞机制与体内肿瘤靶向能力
腺病毒常规依赖柯萨奇—腺病毒受体(CAR)入胞,而黑色素瘤、消化道肿瘤等常因 CAR 表达下调而对 OA 抵抗。本文先证明 CT26 的 CAR 表达显著低于 HeLa、BxPC3、HepG2;再证明在高表达 CAR 的 HeLa 中,OA 与 OA@AuA 的入胞效率相近,而在低表达 CAR 的 CT26 中,随时间延长 OA@AuA 的胞内蓄积远超 OA;最后用 CAR 拮抗剂阻断受体,OA@AuA 的入胞量仍持续上升。三条证据合起来说明其入胞不依赖 CAR。
进一步的抑制剂拆分指明路线:甲基-β-环糊精(膜胆固醇/囊泡介导)与阿米洛利(巨胞饮)处理显著降低 OA@AuA 摄取,而氯丙嗪(网格蛋白介导)与诺可唑(微管介导)影响有限,因此其入胞主要走“囊泡介导 + 巨胞饮”两条路径。在体外血管内皮—肿瘤细胞序贯共培养模型中,OA@AuA 穿透内皮后进入肿瘤细胞的量在 12 h 明显高于 OA,给出“跨血管到达肿瘤”的间接证据。
体内层面,Cy7-NHS 标记后经尾静脉注射,在 0、4、8、12、24 h 及 3、7 d 连续活体成像,OA@AuA 组瘤内荧光始终最强,且 7 d 仍可见信号,提示循环半衰期被显著延长;离体器官成像与 ICP-MS 测金共同显示主要蓄积于肝、肾,符合网状内皮系统清除的常见规律。补体方面,与小鼠血清共孵育后 SC5b-9、C3a、C5a 均未见明显升高,说明外壳降低了补体吸附、实现了血液中的免疫逃逸——这正好对应图 2 中点杂交“hexon 不可见”的结构证据。与传统矿化对照 OA@ZIF-8 相比,二者都能提高瘤内蓄积,但 ZIF-8 未能延长体内半衰期,且瘤内抗原特异性 CD8⁺ T 细胞比例明显偏低,说明惰性物理屏蔽与“主动免疫调控”之间存在实质差别。

图8 OA@AuA 的体内抑瘤效果与生物安全性
BALB/c 皮下 CT26 模型在瘤体积约 100 mm³ 时随机分组,每 2 天静脉给药一次、共 5 次。安全性指标齐全:10 天内体重稳定在 22–24 g,心、肝、脾、肾、肺无明显病理改变,血清 AST、ALT、CREA、UREA 均在正常范围,且三种药物均无溶血活性。疗效上,OA@AuA 组在给药第 6 天即出现生物发光信号明显减弱,肿瘤生长曲线显著低于 AuA 与 OA 单药组;离体瘤重、瘤体积与 HE/Ki67/TUNEL 结果一致:肿瘤组织稀疏、坏死严重、增殖指数低、凋亡率高。

图9 OA@AuA 激活抗肿瘤免疫并将“冷”肿瘤转为“热”肿瘤
瘤内免疫荧光显示 CD8⁺ T 细胞浸润增加、CD4⁺Foxp3⁺ 调节性 T 细胞减少,意味着对 T 细胞活化与增殖的抑制被松开;血清 TNF-α、IFN-γ、IL-1β、IL-6 系统性升高,说明免疫激活不止于局部。质谱流式(27 标记面板)把瘤内免疫细胞聚为 11 个亚群,OA@AuA 组 CD8⁺ 上升、CD4⁺ 下降、M1 型巨噬细胞增多、M2 型减少,与前面体外极化实验结果吻合。
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细节是 PD-L1:OA@AuA 组瘤内 PD-L1 表达最高。作者没有把它当作“负面结果”,而是解释为强 IFN-γ 驱动的适应性免疫抵抗——肿瘤被“加热”后上调 PD-L1 作为负反馈刹车。这既解释了为何单药疗效仍有上限,也为后续联合 PD-1/PD-L1 阻断提供了直接依据。

图10 双侧肿瘤模型中 OA@AuA 抑制远端瘤并激活全身免疫
双侧皮下瘤模型只对一侧做瘤内注射,另一侧作为“远端灶”。结果显示原发瘤与远端瘤的生长均被显著抑制,体重无显著下降,主要器官 HE 与血清生化无异常。原发灶与远端灶的流式均显示 CD8⁺ 升高、CD4⁺ Treg 下降,血清促炎因子同步升高。远端灶在未经注射的情况下同步受抑,是“原位疫苗”效应的经典判据,说明该体系把局部溶瘤转化成了系统性抗肿瘤免疫。

图11 OA@AuA 联合 anti-PD-1 的协同抗肿瘤作用(原文 Figure 10)
以 5 mg/kg 腹腔注射 anti-PD-1、每 2 天一次共 5 次与 OA@AuA 联用,联合组肿瘤生长受抑最明显、离体瘤重最小,且体重与器官病理未见异常。机制上,联合组瘤内 CALR 膜转位与 HMGB1 释放更强(ICD 增强),IFN-γ 免疫组化信号更强,CD8⁺CD3⁺ T 细胞浸润更多、CD4⁺Foxp3⁺ Treg 更少。这与图 9 中“PD-L1 被动上调”形成闭环:先把肿瘤加热、再松开刹车,是对“冷肿瘤”最经济的组合策略。
第一步(递送层):腺嘌呤与金离子在病毒表面配位矿化,形成约 200 nm、带刺状、Au⁺/Au³⁺ 混合价、原子级分散为主的卵黄壳;hexon 被遮蔽、补体吸附减少,静脉给药后循环延长、瘤内蓄积升高,并以囊泡介导与巨胞饮的非 CAR 途径入胞。
第二步(催化层):酸性 TME 与高 H₂O₂ 条件下 POD 活性被放大,即便在 10 mM GSH 的强还原环境中仍能持续将 H₂O₂ 转为 ·OH。
第三步(细胞器层):ROS 耗竭 GSH、抑制呼吸链、降低 ATP,线粒体去极化、肿胀、嵴断裂,TFAM 下调使 mtDNA 维护失效,外膜通透化后 mtDNA 漏入胞质,同时核 DNA 双链断裂。
第四步(先天免疫层):胞质 dsDNA 被 cGAS 感知,经 cGAS—cGAMP—STING—TBK1—IRF3 级联产生 I 型干扰素与炎性介质;STING 抑制剂可完全抵消下游 ICD,确立该通路的必要性。
第五步(适应性与微环境层):ICD 使 CALR 外翻、HMGB1 外释,DAMPs 促进 M2→M1 复极化、DC 成熟与抗原呈递,瘤内 CD8⁺ 升高、Treg 下降,系统促炎因子升高,最终实现“冷转热”、远端效应与免疫记忆;被诱导的 PD-L1 则成为联合 anti-PD-1 的入口。
传统矿化或聚合物包覆对病毒而言多为惰性屏障:降低免疫识别,也同时削弱后续免疫应答。本文的 AuA 外壳既是屏障,又是催化剂与免疫佐剂——同一层材料在循环中“隐身”,在瘤内“发声”。OA@ZIF-8 对照恰好把这一差别量化:两者瘤内蓄积相当,但只有 OA@AuA 延长半衰期、提高抗原特异性 CD8⁺ 比例。
用腺嘌呤与氯金酸的配位化学替代静电吸附,在 4 ℃、1 h 内完成包覆,并通过 TCID50、复制力、cryo-TEM、入胞四项指标证明病毒功能不受损。这解决了溶瘤病毒纳米化改造中最常见的“包得住但失活”难题。
多数纳米酶研究止于“产 ROS 杀细胞”,本文把 mtDNA 泄漏作为连接氧化应激与 cGAS-STING 的分子开关,并用 TOMM20/dsDNA 共染、TFAM下调、STING 抑制剂反向验证三方面固定这一环节,使“纳米酶为什么能激活免疫”从现象描述变成机制解释。
从皮下瘤、双侧瘤、盲肠原位瘤到再挑战模型,从单药到与临床标准疗法 anti-PD-1 联用,证据层级完整;质谱流式对 11 个免疫亚群的解析,则把“微环境改造”从几个标志物的表达提升到细胞组成层面。
本文的结构是材料学顶刊的典型范式:结构表征(形貌—表面化学—配位结构)→ 功能验证(酶活—入胞—靶向)→细胞机制(ROS—细胞器—信号通路—ICD)→ 动物药效(局部—远端—原位)→ 免疫微环境(流式—质谱流式)→联合治疗 → 免疫记忆。若手上是“功能材料 + 免疫调控”类课题,可直接套用这一闭环,每一段只需保证有一个“反向验证”即可显著提升说服力。
本文真正的创新不在“材料新”,而在选对了一个分子开关——mtDNA 泄漏至胞质的 cGAS-STING 激活,把“氧化应激”这一老话题接到“先天免疫”这一新落点上。做同类课题时,找到一个能把物理/化学效应翻译成免疫语言的中介分子(如 mtDNA、dsRNA、ATP、钙信号),往往比再合成一种新材料的边际价值更高。
从立项逻辑看,本文可拆出若干可申报的方向:其一,“纳米催化材料调控线粒体—胞质核酸感应轴”的交叉机制;其二,“溶瘤病毒表面化学修饰与预存免疫逃逸”的递送策略;其三,“ICD—巨噬细胞复极化—T 细胞浸润”的微环境重塑链条;其四,“瘤内菌/病毒原位疫苗与检查点阻断的时序配伍”。若结合申请人已有的细胞死亡机制基础,把“线粒体膜通透化—mtDNA 释放”作为切入点最易与现有工作衔接。
本文以“碱基—金配位矿化”在溶瘤腺病毒表面构筑了一层兼具屏蔽与催化功能的外壳,把病毒递送、纳米催化与先天免疫激活三条线索接到同一条因果链上:外壳延长循环并改造入胞途径,POD 活性在 TME 中持续产 ROS,线粒体损伤后的 mtDNA 泄漏激活 cGAS-STING,ICD 与巨噬细胞复极化共同把免疫抑制的“冷”肿瘤转为“热”肿瘤;既可抑制原发与远端瘤,与 anti-PD-1 联用进一步增效,并在原位模型中诱导免疫记忆。其方法学的完整对照与多层模型验证值得借鉴。
[1] Lv Y, Wu Q, Niu A, et al. Nanozyme-Assisted Engineered Oncolytic Adenovirus for Improving Intratumoral Immune Deficiency and Enhancing Cancer Immunotherapy[J]. Advanced Materials, 2026: e75119. DOI: 10.1002/adma.75119.